刘铸伯的成长史
据考证，平湖建墟始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平湖在清代属新安县，民国属宝安县，现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
刘铸伯本名鹤龄，字守真，号铸伯，祖籍在平湖墟元屋围。他的父亲刘朝瑞大约于19世纪60年代初赴香港经商，刘铸伯1867年诞生于香港。父亲经营小本生意，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刘铸伯7岁时入读西营盘冯富义学，接受传统的中式启蒙教育，苦学不辍，成绩名列前茅。不幸于12岁时，其父染时疫身亡，刘铸伯靠祖母梁氏节衣缩食，母亲伍氏缝缝补补，才得以维持学业。当年他以首名成绩考入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中央书院由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理雅各倡办，以英语教学，课程包括英文方法、中英互译、地理、历史、几何、代数、测量等。由于学业优秀，刘铸伯年年获得奖学金，免缴学费、膳食费、教材费等费用。
1885年，刘铸伯毕业于中央书院后，历任香港天文台译员、台湾淡水西学堂总教习兼洋务要员、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等职。在清末西学东渐时代大背景之下，在香港这方东西交融的历史舞台上，刘铸伯即受益于西学，又珍爱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一位桥梁式人物，“中西人士咸倚重之”。
20世纪初叶，进入中年的刘铸伯跻身香港华人领袖之列，先后出任东华医院总理、主席，华商公局及香港华商总会（今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广华医院倡建总理，香港政府定例局（立法局）议员、洁净局（市政局）议员、保良局局员。居此要职，刘铸伯能为香港华人谋利益，关爱鳏寡妇幼弱势群体，团结华商与西商展开商战。他担任洁净局议员期间，“凡局例之不便者，必据理辩争；争之不获则奋髯抵几，未尝少屈，务得当乃已，故华侨之阴受其赐者，赜不胜举”。他担任定例局议员8年间，“为华侨谋者，益复奋厉，遇事靡所阿附，崭然以风骨自见，一如其在清净局时”，“在局同人，皆仰之如泰山北斗”。
兴建平湖火车站
刘铸伯虽然生于香港，但对故里平湖念念不忘。前文所述创办纪劬劳学校与念妇贤医院，开宝安教育医疗事业之新篇，已极一时之盛，而在此前，他已有兴建平湖火车站的惊天义举。
修筑九龙至广州的铁路，是英国人的提议，其目的是方便英方货物及人员往来便利。早在1899年3月28日，即新界界址划定后的第九天，英方便迫使清廷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由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合组的中英公司签订《广九铁路草签合同》，计划修筑铁路121英里，以罗湖桥为界分为英、华两段，分别由两方政府负责筹资修建。虽然清政府怀着老大不情愿，被迫签订了合同，但华人有识之士认识到这是一次发展经济、造福于民的难得机遇，刘铸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广九铁路于1907年7月动工，1911年8月建成通车。铁路由早年以幼童身份留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著名华人建筑工程师詹天佑为顾问，石龙至罗湖段的测量、绘图与建筑由同是毕业于耶鲁大学且出生于深圳布吉的凌善芳负责。据悉，广九铁路和最初设计路线远离平湖，是刘铸伯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使该铁路修改路线，在平湖设站，而平湖火车站，也是由他出资修建的。
刘铸伯此举在当时无疑存在极大风险。广龙铁路宝安段共设有五个车站——平湖、李朗、布吉、深圳墟、深圳。凌善芳在家乡建设布吉火车站几乎就出了问题，他的侄儿凌道扬在《片断回忆》一文中说：“我清楚记得，芳叔在我的家乡布吉村准备建筑火车站的时候，所遭受的艰苦，甚至几乎被人暗算，当时那里的村民，是最迷信和最激动的，他们认为火车站的建造，会破坏整个乡村的风水。”
平湖火车站建成后，刘铸伯以之为依托在附近建造了大规模的新墟镇。他亲任平湖新墟设计师，设有上下六条街，成“田”字格局，其中守真街向北延伸一公里，至青奇坑刘家花园“守真园”。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平湖新墟仍然存在基干部分，仍然可见当年风貌，仍然发挥着商业物流作用。
近代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建成于1912年的香港大学结束了开埠70年没有大学的历史，在香港文化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香港总督卢押倡议创办香港大学之初，只设医科和工科，但为了得到华人捐款支持，港英政府改变初衷，决定兼办文科和理科，“文科则兼包万国公法、各国条约、地理、万国历史、中国古今文学等有用之学，皆为学优而仕者之所必需。中国文字一门尤不可少”。刘铸伯为创建香港大学募捐70万元，一直担任香港大学校董会董事、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刘铸伯不仅是一位普通意义上的买办或商业巨子，他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著有《自治须知》《社会主义平议》等著作，而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平议》一书奠定的。刘铸伯与谭汝俭合著的《社会主义平议》是较早出现的一部抨击无政府主义的著述，谭汝俭在序言中称“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入广州”，指1912年5月，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性人物刘师复（1884年—1915年）在广州组织“晦鸣学社”（晦鸣学舍），该社“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其宗旨有八项：“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晦鸣学舍印刷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品。
《社会主义平议》出版于1919年，其中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即指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但这部对研究近代思想传播史极具文献价值的著作从问世之初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岭南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黄树森认为，“刘铸伯的《社会主义平议》得以重见天日，这也是深圳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他把刘铸伯定位为“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1922年初，因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被拒绝，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纷纷返回广州，历时56天后以胜利而告终。刘铸伯是此次罢工的调停者，他的初衷是维护中国海员利益，但却被双方误解，“众情不谅，疑谤交集”，于当年5月3日遽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