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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作家斯培森新书《我们深圳四十年》首发仪式

深圳新闻网讯（记者潘东）深圳作为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缩影。它的每一轮跌宕与繁荣，每一次变革与转型，在四十年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今天（19日），第二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在会展中心开幕，一本深圳作家书写的讲述深圳四十年的书《我们深圳四十年》举行了首发仪式。

微观视角的宏大叙事

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许多出版社都推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读物，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我们深圳四十年》，选择在“书博会”开幕会当天举行新书发布会，无疑与深圳渊源颇深。

“这可能是唯一一本从深圳市民的视角来写改革开放40年的书，我们希望通过微观的角度来切入‘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用深圳这四十年间的大小事件及人物故事，再现改革开放对深圳乃至全国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在新书发布会上介绍此书出版的初衷。

虽然《我们深圳四十年》以个人视角讲述深圳四十年的故事，但作者斯培森用编年体的方式，通过国事、家事、深圳事三条主线，勾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路径选择，详尽介绍了主要领域改革的肇因、瓶颈和阶段任务，忠实记载了深圳建设史的每一个重要步骤，生动描绘了自身家庭的变迁及身边人物的悲欢离合。

“这并不只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其中还有我自身对中国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认识与思考。”斯培森说。

首发仪式吸引了众多读者

深圳人写深圳事

斯培森与深圳一样，都是“70后”，如今一同迈入不惑之年，见证并亲历了这座城市的起起伏伏。

少时随父“移民”深圳后，从小学到大学，从银行、券商到党政机关，斯培森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深圳度过。斯家的故事折射了改革开放浪潮下，无数个内地家庭的选择：南下、择业、定居，最终汇集成千千万万个深圳人。

正是这段典型的成长经历，为斯培森的创作提供了无数的素材。1985年，深圳面向全国招聘，斯父带着斯培森应招南下；1996-2004年的银行、证券公司从业经历，让他体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况味；而从2005年至今的基层公务员经验，则帮助他到了解到市井下的人情冷暖。所以，《我们深圳四十年》中有不少作者本人遭遇与大时代交错的瞬间，真实地反映了一代深圳人曾经历过的境况。

据了解，新书发布会当晚，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举行了《我们深圳四十年》的新书交流会，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嘉宾及读者们分享了他们自己与深圳的故事。“这是我们深圳人自己写的深圳故事，不论是‘深圳土著’还是‘外来移民’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一位久居深圳的读者说道。

附 

内容简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间，深圳在各个方面都赢得了远近闻名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史上最罕见奇迹。本书以深圳市民的视角，结合自身的成长历程，回顾和分享近40年围绕深圳的大小事件，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进程。以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再现改革开放对深圳乃至全国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

斯培森生于1974年，1985年随父迁居深圳，从小学到大学，从银行、券商到党政机关，大部分时光都在深圳度过，曾经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解释宏观现象简洁有力，分析热点问题眼光独到，著有长篇历史金融小说《金城往事》。

我们深圳四十年：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阶段任务与未来走向

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个人、城市与国家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国家层面的宏伟蓝图，最终都要在区域和城市落地生根，进而影响到各行各业与千家万户，而个人作为整个结构中最灵活的单元，其活动又会对城市、国家这些上层建筑作出形形色色的反馈，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发展和政策的走向。

无论是掐头去尾地记录历史，还是孤立地介绍一座城市，即便附加上一连串华丽的标签，尽管它们都能从现实中找到依据，但是不把城市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不把最近的四十年与整个现代史联系起来，那么，它只是一部词藻丰富的大事记，而不具备思想的深度与研究的价值。

《我们深圳四十年》以编年的方式，通过国事、家事、深圳事三条主线，清楚勾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路径选择，详尽介绍主要领域改革的肇因、瓶颈和阶段任务，忠实记载了深圳建设史的每一个重要步骤，生动描绘了作者家庭的变迁及身边人物的悲欢离合。

《我们深圳四十年》最富创造性的地方，就是把深圳放在全国改革的棋局内，细数中国价格改革、财税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民生事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上率下，详解深圳的三次产业转型，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更便于读者理解中国经济起飞奇迹。

《我们深圳四十年》通过分析比对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体制切换问题，向市场化转型中实施分步走改革的理由，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做了清晰的解说。

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完成了资本、土地、企业的公有制改造，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扩大了人口规模和受教育水平，实现了强国梦所必须具备的生产要素储备。而到了改革开放前期，重工业导向再不调整，隐性通胀和隐性失业问题再不得到解决，庞大的潜在产能和人口不变成红利，再拖个若干年，到老龄化出现的时候，背负着超过十亿且逐渐失去劳动能力的穷困人口，中国就要面临印度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的国贫民病处境，即便实施改革也难以有效积累资本，难以有效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从而深陷低端加工制造业的薄利困境，长久失去翻身的机会，在此危急之时，又恰逢制造业第三次国际转移的战略机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当机立断，将生产要素储备及时变现，转化为了技术和资本。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出现了转化，经济工作新的阶段性任务也相应地展开了。

对于中国经济当前的形势，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前景等热点问题，尽管理论界众说纷纭，但各执一端使读者莫衷一是，作者从历史研究出发，给出了令人豁然开朗的解答。

作者认为，目前对华贸易战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但这并不代表欧洲对中国的市场扩张采取包容和许可的态度。一国的外贸地位往往取决于其在世界的政治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够从大国夹缝中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除了凭借自身成本方面的优势，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中国成为了大国较量中一枚举足轻重的砝码，中国的加入符合大国的政治需要。此一时、彼一时。客观评估中国实际国力可保障的边界，可以看出亚洲以外的国际市场将会面临一定的收缩。正是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会显得如此紧迫。对实体经济来说，“三去”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但也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关于中国分步走改革的远景，作者认为，分步走改革的优势在于稳，先从非关键领域展开，待改革的条件充分具备后再全面铺开。然而这也是最受理论界置疑的地方，对非关键领域单独进行改革，就会造成二者的不公平竞争，前者利用体制优势可以获取垄断收益，而后者会处于竞争弱势而致失败，并使人得出改革行不通的结论。作者认为，通过垄断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并不是分步走改革，辨识分步走改革与附庸资本的自由主义改革，关键之处在于，在条件成熟后，能不能迈出关键的第二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实现生产要素的积累，到将生产要素转化为资本和技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反观近半世纪改革风云，从双轨制到单一市场价格，从建设特区到全面开放，分步走改革要完成“最后一跃”，每当切换的信号灯亮起，总是能够义无反顾地迈步向前。在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又像是一记冲天的号角，标志着新一轮改革的再次启动。

四十年来，每当国民经济增长遇到一些小挫折时，悲观论调就会铺天盖地。然而细读历史会发现多是杯弓蛇影。比如价格闯关失败（1988），经济过热（1992-1993），通货紧缩（1998），加入世贸会冲击国内产业（2001），产能过剩（2008）。外部环境可以协调，发展没有到达极限，把握住这个大原则，心怀信仰，换档总是如期而至，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中国经济从10%以上的高增长走向中低增长，债务和就业问题是会有所爆发，但绝非不可控，绝非无计可施,步子慢了甚至倒退几步，做好准备也不足为惧。现在是距离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最近的时候，若说困难，无法和前人作比。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既非胶着期也不是拐点，而是最后冲刺阶段，摔一跤迅速爬起来继续快步向前，到达后才会明白，困难不是那么大，反倒是准备功夫做多了有点浪费。至于眼下的中美贸易战，看起来中国吃亏一些，仔细一想为什么现在会打起来，还记得曾经有过造买租理论，即先进设备和产口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那就保证打不起来。做投降的弱者还是斗争的强者，这是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分别，也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分别。当下情形，作者打比方很像辽沈战役，据记载两军统帅部都高度紧张夜不能寐，然而，事实上胜负已分，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南昌、瑞金到延安，从几十人到几万人，然后短短十来年就可以和国军主力就全局走向决一死战，这里的高下已然自明。一次打不过怎么办？转移，再战，不过是战术机动方面的问题了。作者认为，与辽沈战役不同的地方是，解放战争以消灭敌军解放中国为目标，贸易战则不然，贸易需要的是合作。中国从来没有把取代美国称霸世界作为目标，按当前增长速度即便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和美国还是有四五倍的差距，我国呼吁的是开放公平的贸易机制，从而实现勤劳致富，把十三亿人从当前的平均8千多美元收入提升至1.2万美元以上，如果这样美国都认为是高了，那么双方眼下可谈的空间就不多了。

对于深圳的未来发展，《我们深圳四十年》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开放共享的观点。作者认为，2008年与中国擦肩而过的金融海啸使西方发达国家深陷系统性困境，放任资本自由发展，实现表面繁荣的后果是国家健康的长期透支。中国作为主权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驾驭和节制资本的能力较强是制度优势的体现。在上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谷时期，中国以向国际资本主义“让步”的方式，赢得了30多年的发展机遇，已经积累起发展必需的资本。在驾驭和节制资本的道路上，拥有证券交易所和创业板发行权的深圳，应该深刻认识自身承担着建设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的两项国家使命，要树立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的观念，警惕金融资本唯利是图积聚风险，防止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制造泡沫、兴风作浪。发挥好证交所、银行总部、保险公司总部、创投基金、科研前沿基地、超大口岸作用，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有效融合，在前沿创新、内地引进和更新的雁阵模式中发挥领头雁作用。同时，在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过程中，应该把开放和共享理念作为统领，正确处理超常规发展和超大型城市建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以扩大开放拓展空间；一方面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强化法治建设，使发展成果公平共享。

《我们深圳四十年》家事这条主线，作者以朴实的文字，对自身家庭与身边人的际遇娓娓道来，为全书增加了人性的温度，也是作品的出彩之处。全书结尾引用总书记的新年致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事实上，这句话无论对于个人、城市、区域还是国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都将永远不会过时。